乐鱼买球:曾中生：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
曾中生，湖南资兴人。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底，以中央特派员身分来到鄂豫皖苏区，不久任鄂豫皖临时特委书记。１９３１年２月初，任鄂豫皖特委书记，旋即遭张国焘排挤。长征途中又遭非法关押。１９３５年８月，被张国焘秘密杀害于四川卓克基，时年３５岁。
曾中生，亦名钟圣，乳名光斋，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０日出生于湖南省资兴县东乡犀牛坳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７岁时进本镇私塾读书，１９１８年考入湖南省郴州第七联合中学。在校认真攻读各门功课，特别爱好历史和地理，课余常和同学谈古论今，探究学理。当北京“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思潮波及郴州时，曾中生满腔热情地参加了罢课斗争。他走上街头张贴标语，检查日货，宣传演讲，向群众讲解反帝反封建的道理。１９２２年夏，曾中生中学毕业返回资兴县城。这时，在他脑子里萌发了武力可以救国的思想，于是投笔从戎，到军阀沈鸿英的部队里当了一名参谋。当他目睹军阀部队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纪律败坏的现状后，于１９２３年毅然离开沈部，去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１９２４年春，曾中生来到湖南衡阳中学。在这里，他找到了正在衡阳三中读书的弟弟曾希圣和在衡阳三师读书的资兴同乡黄义藻、黄不若等好友。当时衡阳革命形势如火如荼，早在１９２１年冬，就派张秋人到衡阳，以第三师范为据点，建立青年团和的组织。１９２２年５月２０日，亲自到衡阳，在第三师范筹备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演讲。曾中生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新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学习了崭新的革命理论，思想豁然开朗，好像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是年秋，曾中生跋山涉水，步行来到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１９２５年，他报考了黄埔军官学校，经过半年入伍生训练，转入第四期政治科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著名人恽代英、肖楚女、高语罕等都是政治教官。曾中生在这里受到革命熏陶，深入研究了“社会主义”“政治学”“农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等课程。每当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彭湃等作报告、讲课时，他都专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课后还提出问题与同学们讨论。他还经常到广州中央农动讲习所听作“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的报告。
在黄埔军官学校，曾中生还积极参加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有一次，政治部的李汉藩（员）到管理处领取办公用品，管理处长林振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有意挑起争执，并掏出手枪对李汉藩开了一枪（未击中），引起军校革命师生的无比愤慨。周恩来得知后十分气愤，立即找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廖仲恺的支持下，将林振雄撤职查办，广大师生交口称赞。但蒋介石又指使戴季陶、沈定一等人，接着来进行阴谋活动。于是，青年军人联合会派出代表向蒋介石请愿，曾中生是请愿代表之一。他和代表们一起同蒋介石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当蒋介石无理训斥请愿代表时，曾中生据理力争，义正词严地说：“我们是来革命的，不论他们怎样破坏和捣乱，我们都要坚决革命到底！”使蒋介石无言以对。
经过政治、军事学习和参加革命活动锻炼，曾中生的阶级觉悟和思想认识有很大提高，更加主动靠拢中国，并积极完成党组织分配的工作任务。经黄埔军校特支研究讨论，１９２５年底吸收他为中国党员。曾中生在革命道路上从此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１９２６年５月２日，被吴佩孚收买的湘军叶开鑫部宣布“讨赤讨唐”，攻占长沙。广东国民政府应唐生智的要求，派遣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赴湘援唐，６月５日攻占攸县，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不久，唐生智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生智任军长兼前敌总指挥。派曾中生到第八军做政治工作，担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１０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曾中生到汉口《民国日报》（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央共有的机关报）工作。
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在上海叛变革命后，曾中生积极参加讨蒋委员会的工作，揭露、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７月１５日，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后，曾中生被迫转入地下坚持革命斗争。后奉党中央指示，离开武汉赴上海。同年９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出席了中国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２８年冬回国到上海，在党工作。１９３０年４月，党中央派他到南京市委负责组织部的工作。当时，南京市委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指导下，举行“飞行集会”，组织武装暴动，致使党员公开暴露，全市被捕党员１万多人，近百名党员被杀害。为了恢复党的组织，挽救革命危机，江苏省委６月９日作出决定，调曾中生任南京市委书记。
１９３０年９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曾中生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１１月２８日到达湖北孝感樊家村鄂豫皖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与原特委书记郭述申会面，准备召开特委扩大会议，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正在这时，各路敌军向根据地发动进攻。此时，红一军主力又远去数百里，形势万分危急。于是，曾中生果断地在黄安七里坪召集原鄂豫皖边特委成员和临近各县县委负责人举行紧急会议，着重解决鄂豫皖边区最近的组织领导和反“围剿”的方针问题。会上撤销了“左”倾盲动主义一度合并党、团组织成立的行动委员会，恢复了党、团组织的工作；制定了“围点打援”“袭扰牵制”和“诱敌出阵以消灭”等反“围剿”方针，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来牵制、打击、抄袭、夜袭敌人，以迫使敌人不敢冒进与分散“围剿”。会议最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建立了以曾中生为书记的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
会后，曾中生再次派人前往红一军，传达中央的指示和鄂豫皖临时特委的决定，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红一军根据临时特委的命令，迅速回师，在商南地区会合独立师，然后向东进发，恢复皖西革命根据地。
这时，蒋介石调集８个师、３个旅近１０万兵力，向皖西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面对强敌的疯狂进逼，曾中生冷静分析，认为敌先头部队并非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战斗力不强，红军能采用攻势，运用避实就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对敌。在临时特委和曾中生的指导下，１２月，红军连克金寨、麻埠、独山，占领苏家埠，直逼六安县城，歼敌３个团和大量地方反动武装。于是，敌陈调元一个师另一个旅分成３路，向皖西六霍进犯。曾中生指挥红一军，集中兵力歼灭敌中路一个团，然后，在运动中又击溃南、北两路敌军。敌军遭到沉重打击，不得不退出皖西。皖西革命根据地得以全面恢复，红军也发展到１．８万余人，取得了皖西反“围剿”战斗的胜利。
不久，敌人又向鄂豫边区的中心区域黄安等地发动新的军事进攻。临时特委和曾中生决定，运用广泛的游击战争对付优势敌人的军事进攻。曾中生一方面指挥游击队和农民武装，在敌侧后袭击，使敌人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另一方面，他又指示从黄梅、广济地区转移来的蔡升熙率领的红十五军，突袭敌人弱点。由于地方武装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在“罗山、光山、麻城、黄安取得了不少胜利，割断敌人电线，截得敌人电话机与马匹及辎重，每天都获得敌人的，敌人的交通队及民团一次一次被我截击，而且我们各地有独立作战的机能，敌人更无法应付，不敢随便分散，怕我们所乘”。这就使敌人摸不清红军主力虚实，陷入了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转入守势。
１９３１年１月上旬，红一军奉命返回鄂豫边与红十五军会合。中旬，两军在麻城福田河遵照党中央指示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邝继勋、余笃三分任军长和政治委员，任参谋长。此时，敌人已取守势，曾中生决定红入进攻作战，主力部队打出去，寻找根据地周围敌人弱点打歼灭战，扩大根据地，同时以一部分红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扫清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于是，红四军主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包围麻城北面的磨家楼守敌一个营，调动敌十三师副师长朱怀庆带着四个团的兵力从麻城急来援救。援敌走在半路，遭我红十一师的迎头痛击，伤亡惨重，只得弃阵而逃。红军经３天苦战，攻克了磨家楼，歼敌１个营，击溃４个团，缴枪千余支。
接着，红四军十师主力开始攻打新集。新集是敌人的一个顽固堡垒，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间的一颗钉子。这里围寨坚固，易守难攻。曾中生、邝继勋和担任主攻任务的三十团团长王树声商量，决定采取“坑道作业爆破攻城”的战术。王树声带领战士从北墙脚一个山沟旁挖进去一条坑道，直通围寨墙角下，将１５０多公斤黑色炸药和手榴弹放在一口棺材里，埋进坑道，引火爆破，寨墙被炸开两丈多宽的一道缺口。红军战士冲进围寨，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３个小时激战，全歼寨内千余反动武装。随后，红军又相继拔除了２０余个反动据点，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
３月上旬，曾中生指挥红军向平汉铁路发动新的攻势。红军以“飘忽战术”袭占李家寨、柳林河火车站，切断敌人交通，歼敌千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敌人以为红军切断平汉路，要进攻信阳，于是，敌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急令赵观涛的第六师迅速集结，固守信阳；敌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也同时命令李定五的新编第二旅由广水向武胜关、信阳推进；岳维峻率第三十四师由孝感出动，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进占双桥镇。敌人妄图以南北对进，侧后迂回，在平汉路东侧消灭红军。但由于北路敌军徘徊在信阳与罗山之间，不敢向我根据地贸然推进，使敌三十四师成为孤军深入。曾中生根据这一情况，决定集中主力消灭敌三十四师于双桥镇。他指挥红军采取突袭猛进、迂回包围、大胆插入敌人指挥中心的作战方法，从３月９日拂晓至中午１２时，经过７小时战斗，将该敌全部歼灭，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５０００余人。
双桥镇大捷后，曾中生代表鄂豫皖临时特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敌人的‘包剿’是革命力量发展所必然的事，党大声答复：敌人‘包剿’因内外矛盾是不能完全很顺利的实现的，如果党的策略正确，而且能坚决执行其正确的策略，党更能大声回答这一切敌人的‘包剿’。……如何来冲破敌人的‘包剿’，党不仅在政治上发挥了相当伟大的作用，在组织上进行了不少严重的斗争，而且动员一切力量来参加革命战争。广大的群众在饥饿中、在雪地上、在枪林弹雨中唱着革命的战歌与敌人肉搏，使敌人的压迫与欺骗（除孝感、黄陂少数外）无所施其伎俩。”当时群众高兴地唱道：“白匪来了，粮食柴草都抢光；红军来了，帮我收割送进仓。”这就表明，由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广大军民为保卫苏区的胜利果实，团结战斗，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战胜的。
双桥镇战役胜利后，鄂豫皖临时特委、军委等领导机关迁入新集。２月初，临时特委在黄安县杨李家召开了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军事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指示，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郭述申、徐宝珊分别担任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蔡升熙、郑行瑞为军委副主席。会上，曾中生作报告，总结反“围剿”斗争经验和根据地党政建设的经验，提出“巩固阵地与加强红军”为党的“第一任务”，“在粉碎敌人‘围剿’之后，应有阵地的向敌人进攻，在巩固的基础上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方针，制定了分配土地、发展生产、商业贸易、财政收支、粮食管理等一整套建设根据地的方针政策，纠正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所造成的主要错误，扭转了工作上一度陷于紊乱的状态，使根据地又开始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在特委和曾中生的正确领导下，团结奋进，各项建设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正如红四军军长邝继勋１９３１年４月１５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中生同志在此，实际工作中的确有大踏步的进展。”
１９３１年４月，纠集１１个师的兵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面对优势敌军的进逼，特委和曾中生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战术，红四军主力向皖西地区进攻。
这一时期，党中央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并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来“改造”党和红军。同年４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由专人护送，从上海途经武汉进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写道：“几个农民抬着一乘轿子，在独立团和地方武装的护送下，沿着崎岖的山路来到新集。”曾中生得知张国焘到来的消息后，立即从前线启程，步行赶回新集，与张国焘见面。曾中生当即向张国焘介绍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形势和面临的艰苦斗争任务。张国焘根本听不进去。他无视苏区军民的英勇斗争，指责“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没有健全组织，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路线’”，提出必须以四中全会为准则，进行彻底的“转变”和“改造”，要求以积极拥护王明的“斗争干部”来“改造领导”。５月１２日，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分在新集召开鄂豫皖边特委会议，传达３月１０日中央关于在鄂豫皖苏维埃区域设立中央分局（直属政治局领导，其职权系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的指示，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鄂豫皖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任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副主席。
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贯彻和张国焘对鄂豫皖苏区错误领导的开始。张国焘对苏区党和红军大加非难，全盘否定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命令各级党组织开始重新分配土地和执行各项“左”的政策；诬蔑曾中生“用局部进攻的名词代替了国际指示的进攻方针”“助长了党内家长制下面的党内和平倾向”“对四中全会怀疑”等等，并调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实际上把曾中生排斥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之外。
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以曾中生为首的一大批领导人，坚决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指责，反对张国焘执行的“左”倾政策。徐朋人主张应当允许富农享有土地，并反对张国焘在春耕期间反复平分土地，影响农业生产的做法；陈定侯反对在根据地内过分提高工人工资以影响工农联盟；曹大骏、王培吾等则对张国焘的领导不满。他们都被张国焘先后以“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分局领导”“一贯右倾”等罪名，予以批判、斗争和撤职。
６月２８日，张国焘在新集召开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提出：“我们主要的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要反对立三路线的残杀；尤其要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要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后来，张国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曾中生同志等来这苏区，由立三路线的实质所形成之政策依旧继续着：对红军干部并未与其错误行为斗争，对内实行向群众借粮借钱，其实就是欺骗热心革命的劳苦工农，不没收地主家财及征收富农，因此放松了阶级敌人对白区群众的掳劫行为。表面上看，曾中生同志来后，似乎团结了整个干部队伍而得到当地一些同志信任，实质党、苏维埃及红军中暗藏着许多危机，反革命的大活动。”对于张国焘的这些无理指责，曾中生用大量事实予以严正驳斥。张国焘恼羞成怒，便利用职权，对曾中生进行了整整两天的围攻，最后给曾中生扣上“反对四中全会”等大帽子，要他检查、交待。张国焘公然宣称：党委之间发生意见分歧，应以书记意见为准；知识分子干部犯了错误，应“罪加三分”。
鄂豫皖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结束后，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暂取守势。曾中生、、许继慎等向中央分局建议：在敌人新的“围剿”尚未到来之前，红军应以一部分兵力发动群众，结合地方武装，肃清根据地内的反动武装；以主力南下向外发展，恢复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工作，进而威逼长江，牵制敌人，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斗争。这是两个切合实际的正确主张，可是，张国焘却借口“巩固苏区”而不采纳。他在“一寸土地也不让敌人蹂躏”的口号下，无理指责曾中生等的建议。按照张国焘的决定，红军从５月底就集中在根据地内剿匪，未能立即利用有利时机向外发展。这期间，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红四军领导人继续申述南下进攻方针的理由，获得了多数同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才被迫同意红军主力南下向外发展的方针。７月上旬，军委在商城西南余家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兵力使用及南下进攻方向问题时，张国焘却一变而为冒险主义，提出了一个限令红四军在一个月之内打下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进逼安庆、威胁南京，直接配合中央苏区作战的行动计划。曾中生则认为，红军应当巩固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援助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方法，主要的不在于攻击敌人的重要城市，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主张南下英山之后挺进蕲水、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该红域，使之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同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但是，张国焘又拒绝了这一正确主张，仍按照他个人的意见作了决定。
７月中旬，红四军主力在军长、政委曾中生率领下，挥戈南下，于８月１日一举攻克英山县城，全歼敌陈调元部一个团。攻克英山后，部队在此休整两天。、曾中生对潜山、太湖、安庆等地区和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情况作了详细分析后认为：“军事委员会的指示，要我们下英山后出安庆的，我们分析敌情与地势，特别是群众的基础和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之敏捷，均不如转到出蕲（春）、黄（梅）、广（济）直捣武穴为好。”他们还认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敌人兵力薄弱，红军乘虚而入争取主动，可以调动敌人加以歼灭。对配合中央苏区的行动也易见效。而东出安庆，要通过近４００里的白区，沿途驻有两个旅以上的敌军，突出冒进，毫无胜利把握。而英山至武穴只有２４０里，敌人兵力薄弱，蕲、黄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利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遂改变东进计划而大举南下，同时将这一决定报告鄂豫皖中央分局。
８月３日，、曾中生率４个团南进。８日占领蕲水县城，９日攻克罗田县城，１８日奔袭蕲春漕河镇，全歼敌新编第八旅，俘旅长王光宗以下１６００余人，然后乘胜进取广济县城，与江南湘鄂赣红军遥相呼应。蒋介石迫于红四军的锐利兵锋，将原拟派往中央苏区参加“围剿”的第十军调往江北堵截。３０日，敌第十军４个团进抵广济洗马畈地区。９月初，红军集中兵力向该敌突然猛攻，一举突破敌军阵地，攻入镇内，将其分割包围。经数小时激战，歼敌３个团大部，敌另一个团及其他各团残部突围逃跑，复被红军包围于叶家湾。
红四军南下以来，由于坚持了正确的作战方针，曾中生、指挥灵活机动，部队指战员英勇战斗，因而在一个多月时间内，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４座县城，歼敌７个团，俘敌５０００余人，有力地牵制了敌人原拟派往江西的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除军事胜利外，红四军还帮助地方组织了８００多人的游击队，开辟以英山为中心的英（山）、罗（田）、蕲（春）、太（湖）大片红域，缴获和储备了黄金１０多公斤、银元７万元、白银８０余公斤和大批军衣，解决了部队的经济困难，非常大程度上减轻了老区人民的负担。然而，对于红军南下作战的丰硕成果，鄂豫皖中央分局根本不予承认。张国焘在接到曾中生、的报告后，不但不认真听取他们的陈述，支持实践已证明是正确的军事行动路线，反而严厉指责红四军领导人“抗拒分局命令”“重复立三路线”，勒令红四军立即北返。
曾中生、接到张国焘的训令后，当即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详细地申述了与张国焘的争论，明确反对张国焘的错误方针。他们在报告中写道：“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苏区几百里的阵地，如果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上都忘记了巩固阵地发展的任务了。”
９月初，曾中生、接到中央分局、军委会８月１７日来信，不得不撤叶家湾之围，放弃继续歼敌的机会，遵令北上。９月４日，部队行至广济鸡鸣河，曾中生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中央分局来信，重申东进计划的失误和南下作战的重大意义。大家都不同意张国焘不符合事实的指责，一致通过申明书，再次说明了东进的不利和南下的正确性。会后，曾中生根据大家的意见，复信张国焘，表示“除在组织上绝对服从外”，“在政治上不得不向中央分局及军委作极诚恳的申述的必要”。他逐条驳斥了张国焘的无理指责，对攻打安庆的错误军事方针再次提出尖锐的批评，指出：“安庆之取是不能离开全国革命形势的估量的，而且沿江近处之要镇没有工作，城市驻兵没有工作……，英山到安庆近四百里的匪区，又是山地、清（民）团匪军，而后方运输、使役、侦察、干部又无多少准备，只有一月为限，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之夸大狂了。”“我们真不懂责限一月必占安庆之命令与立三路线责限两星期必占武汉之命令有什么区别了！”
张国焘接信后，恼羞成怒，但又不敢公开明辩是非，蓄意用阴谋手段对付曾中生。恰在这时，发生了一起敌特案件。特务曾扩情派人送信给鄂豫皖军委皖西分会主席兼红四军第十二师师长许继慎，诡称许继慎已与蒋介石联系，他表示欢迎许率部投诚。敌人企图以这种反间计对红军进行破坏。许继慎立场坚定，光明磊落，当即将来人逮捕，连人带信送往红四军军部。曾中生、经过审查了解，根据许继慎的一贯表现和他对此事的明确态度，认为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各样的阴谋来破坏我们的一种手段”，许继慎“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随即将特务和信件送鄂豫皖中央分局处理。
张国焘得知后，便以此为借口，在新集非法逮捕鄂豫皖军委会参谋主任李荣桂，采用逼供信的办法，制造了一起所谓许继慎组织反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冤案，诬陷他们“确有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所谓“全盘的反革命计划”，红四军南下是曾中生等受了那些“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１０月上旬，张国焘在泼皮河就红军南下问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进行“围攻”“斗争”。但是，许多干部仍然认为曾中生在军事行动方针上是正确的。张国焘无法辩驳，便使用狡猾伎俩，抓住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讨论分局来信这件事，大肆攻击，指责曾中生“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是最危险的，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给曾中生扣上“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的罪名，调往后方接受“审查”。会议作出《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决议坚持认为，红四军改变东进计划在政治上是重复立三路线，在组织上是有计划的反对中央分局领导。决议还提出，红四军中混入大批“改组派”“ＡＢ团”等反革命特务组织，应立即采取严厉措施，“坚决改造红军”。不久，红四军移驻光山县白雀园，张国焘亲自出马，主持开展以反“改组派”“ＡＢ团”为主要内容的“改造红军运动”。１１月，这种所谓反“改组派”“ＡＢ团”的斗争又被作为中心任务扩展至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地方武装，致使大批忠于革命，错误政策，对根据地和红军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优秀干部，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周维炯、许继慎、肖方、姜镜堂、廖业琪、曹大骏、陈奇、陈定侯等惨遭杀害，严重地削弱了党和红军的战斗力。
张国焘对曾中生作出的“审查”决定，得到了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日，《中央给鄂豫皖分局的信》中指出：“四军领导干部违抗中央分局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
正当曾中生被张国焘撤职、蒙受陷害时，黄安独立团于１２月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师。在广大指战员的请求和强烈要求下，曾中生被调任黄安独立师师长。曾中生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他看到这支部队是农民武装扩编起来的，新兵多、训练差，就全身心抓部队的军政建设。在他的领导下，部队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曾多次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胜利达成目标。如１９３２年１月，反动派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在汉口北上的敌八十九师，乘红军主力围攻麻城的机会，侵入我黄安高桥河地区。曾中生指挥独立师奋起迎战，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溃不成军。初成立的黄安独立师大显身手，打出了主力红军的威风。
１９３２年６月，蒋介石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重点，发动了对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敌军采取“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的战术，计划第一步攻占黄安、七里坪、新集、商城等要地，将红四方面军主力驱出鄂豫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根据地，第三步由北而南推进，将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沿岸，聚而歼之。对此，张国焘认为：敌人目前对根据地的进攻，仅仅是“蒋介石集中所有残余力量同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因此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军民的主要任务“不是冲破敌人的‘围剿’或对敌人‘围剿’一个打击的问题，而是根本消灭‘围剿’，争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从这一结论出发，张国焘提出“不停顿进攻”的冒险战略，主张鄂豫皖红军主力第一步进逼罗山，破坏平汉路，消灭新到这一地区的敌人，第二步则沿平汉路南下，消灭宋埠、黄陂一线日，蒋介石下令发动总攻。红军理应运用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将主力转移到机动位置，乘敌举师轻进之机，诱其深入到有利地点，选其一路予以歼灭，实行各个击破。可是，张国焘把“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斥责为“游击作风”和“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主张由运动战转入阵地战，正面硬顶，孤注一掷。当敌人缩小包围圈，步步进逼，根据地内的重要城镇和中心区域相继被敌人占领时，张国焘由轻敌变为恐敌，无良策击敌，第四次反“围剿”终于失利。
１０月１１日黄昏，红四方面军主力共２万余人在四姑墩集结整编，１２日拂晓到平汉路附近，当夜在广水、卫家店车站之间越过铁路，向西转移。１１月１０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湖北，之后越秦岭，出关中，进入川北地区。１２月９日，部队到达陕南固城小河口时，曾中生挺身而出，同邝继勋、余笃三、、朱光、张琴秋、刘杞等领导人商议，拟派人去党中央反映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军阀主义的领导作风，请求中央迅速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纠正，以挽救危局。后来，因为派人有困难，遂改由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大家的意见。曾中生无私无畏，义正词严地在书面报告里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便于１２月１０日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表示听取大家的意见。会上，曾中生用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以来的事实，尖锐地批评了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和独断专行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张国焘为了缓和广大指战员的不满情绪，表面上表示接受大家意见，并宣布成立红四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红四方面军）的参谋长。其实，张国焘对这些批评一直耿耿于怀，并伺机对曾中生等领导人进行打击报复。
１９３２年底，红四方面军到达陕西西乡县钟家沟地区时，前敌委员会召开团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决定进军川北，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翌年２月７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国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委，曾中生为省委委员。２月中旬，又召开了川陕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川陕省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曾中生参加了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６月２３日，川陕省委在通江县新场坝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曾中生代表省委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川陕省委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为巩固和发展川陕革命根据地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任务。
省党代会后，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将原有的４个师扩编为４个军（红四军、红九军、红三十军、红三十一军）。１０月下旬，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改编为红三十三军。至此，红四方面军共５个军，很快发展到８万余人，建立了包括巴中等２３个县、拥有５００万人口地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曾中生，为了更好的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素质，在组织部队开展大规模军事训练的同时，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军事科学、总结红军作战经验中去。７月初，曾中生写出《与川军作战要点》一文，对四川军阀的情况、红军的作战要领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述，将红军作战要点概括为：“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威大壮。”“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敌情不明，不可妄图，敌情既明，先发制人。”“主力迂回，包抄背后，歼敌之效，以此为最；前进包围，后进包围，胜利之后，必须穷追。”这对提高广大指战员的军事战术和指挥能力起了重要作用。
８月初，曾中生又为红四方面军起草了《游击战争要诀》一文，这是指导根据地军民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文件。全文共分３个部分：第一，总结；第二，游击战争通则；第三，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关于游击战争通则，精确指出了不攻坚、不打硬仗、敌情不明不战、与群众组织具体结合、发动群众骚扰敌人、打圈子对付敌人、坚壁清野、破坏敌人后方、夜间行动、肃清地方反动分子等１６条规定。
就在红四方面军已经在川陕站稳了脚跟之时，张国焘却下决心要“除掉”曾中生等“心腹之患”。为此，他在红四方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发动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一些领导干部诬蔑为“”“反党活动分子”，实行疯狂的打击报复，将邝继勋、余笃三、舒玉璋等秘密杀害，宣布开除了刘杞的党籍，同时还长期关押和软禁了中央代表、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同志，为进一步迫害曾中生扫清了“障碍”。
８月，张国焘在《干部必读》上发表《的根本错误》和陈昌浩的《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等文章，诬陷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首领”。他狂妄地叫嚷：“党再也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踏，一定得执行纪律。”并宣布撤销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随即，将正在为红四方面军撰写《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的曾中生非法逮捕关押，强令他写所谓“自首书”，交待在小河口会议和鄂豫皖时期所犯的“错误”。曾中生不屈服于张国焘的，遂被长期监禁关押。
在战场上负过重伤的曾中生，现在又遭到张国焘的折磨、迫害，身心都受到极大摧残。但他仍然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从始至终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被关押的极端艰苦条件下，曾中生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和写作。他回顾和总结了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和入川以来的历次作战经验，在一盏小小的桐油灯下，夜以继日地撰文著书，终于完成了３万余字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一重要的军事著作。在书中，曾中生以鄂豫皖反“围剿”所采取的外线作战、内线作战和以根据地为中心的游击战互相配合的经验，系统总结出１０种反“围剿”战法：（１）内线）前进包围、后进包围；（４）专于抄袭迂回；（５）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６）围攻一点，消灭援兵；（７）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８）布置大的游击战网；（９）尽力发挥夜间的作战；（１０）突出外线的攻击。这些作战方法，生动地体现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一些战略战术原则。
同时，曾中生根据历次反“围剿”所遇到的敌情，详细分析了敌人所采取的围攻、封锁、分进合击、并进长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等１０种“围剿”战法，为红军制定正确的作战方针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我军建设和作战中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曾中生在该书的前言中写的：“这本小册子是根据近代战争纲要和敌人目前的军事斗争材料，以及我们自己的一部分战斗经验，因为红军的飞快发展，红军的迫切需要”而写的，其目的是为了“呈献于英勇战斗的同志们”，指导红军所进行的革命战争。
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欢迎曾中生的这本小册子，他们读起来感到特别亲切，各级干部把它作为训练部队、指挥战斗的教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区政治部、红九军政治部分别于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日、１９３４年３月２４日、１９３４年５月８日先后３次印刷，广为传播。这本军事著作随着广大指战员带到了延安，为１９３６年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１９３５年３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了长征。这时，曾中生仍被张国焘非法关押。他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拄着拐杖，随军行动，但依然对革命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同年６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曾中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喜出望外，激动万分。他认为红四方面军可以得救了，革命胜利大有希望，并决心等见到党人，好好陈述过去的一切。他禁不住热泪盈眶，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信，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同时，他还直接向张国焘提出释放要求，允许他向中央汇报。
党人得知曾中生被张国焘非法监禁后，就指名要见曾中生。这时，张国焘正依仗人多、兵多、枪多，疯狂地进行分裂党、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阴谋活动。他害怕曾中生向党中央揭发出事实真相和他的一系列罪恶活动，不仅扣押了曾中生给党中央的信件，也不许他同党人见面，并采取杀人灭口的毒辣手段，于１９３５年８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将曾中生害死。接着，又让人在卓克基南面故意大声喊叫：“曾中生逃跑了，向番人投降去了，快追呀！”还故意让武装人员到附近的山上“搜索”，整整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便造谣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由于张国焘的严密封锁，当时党中央还不知道曾中生已被杀害，对他的生命安全仍十分关心。１９３６年２月８日，、周恩来在陕北特意请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被捕，地方组织垮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化、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林育英还特别提出，要对、曾中生“保全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可此时，曾中生已被张国焘杀害半年多了。
１９４５年，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为曾中生昭雪，肯定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英勇战斗的一生。曾中生的亲密战友赞扬说：“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说：“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也较行，同时比较全面。”
曾中生同志是我党早期的著名军事将领和政治活动家。曾中生牺牲时，年仅３５岁。他为党的事业和人民军队建设立下的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中国人民的光辉史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